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中医叙述及其文化政治(5)

与此不同，新世纪长篇小说虽然也有中西医冲突的模式，但“中医”在小说中不再是批判对象，而是令西方文化倾慕的“胜利者”。《碧色寨》中的彝族毕摩的医术令法国医生露易斯膺服，《东方血线》中莫里黑的神奇草药也让法国医生璐蔓丝着迷。我们知道，五四知识分子文本中的“中医”与“西医”对比，中医的诊治往往是无效的，这里恰好相反，一般是西医束手无策之时，中医却见神奇疗效。把“中医”重塑为令西方文化倾倒的对象，作家对中医推尊与捍卫的意图明显。于此可见，新世纪作家不再抱持以往作家那种文化自卑心理，而凸显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认同。诚如范稳谈《碧色寨》的创作体会时所显露的对民族本土文化的欣赏之情：“那些来到东方的殖民者，他们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迎面相遇时，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命运？……在云南，不但它的气候是立体的，植被是立体的，地形是立体的，文化也是立体的。它常常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像个美人一样，嫣然展现出她风姿绰约、精美绝伦的天地大美。 ”［17］

三是传统文化复魅与文化主体性确立。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被视作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在与西方的对视之中处于客体地位，目为审视与批判的对象。对此，文学亦是如影随形的回应，五四新文学自不待说，仅就当代文学而言，传统文化在小说中作为批判对象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十七年小说在革命意识形态规约下，传统文化被视为腐朽、反动的文化，如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乡绅，常被塑造为地主恶霸的形象。在文革文学中，传统文化一律被视作封建、反动的东西。新时期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多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与文革的发生难脱干系。寻根小说亦是对传统文化持审视的态度，故多把视野投向富有边缘活力的边疆地带。改革小说更不例外，认为传统文化的滞重，乃是改革的阻抗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碾压，以及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危机亦凸显于中国大地，加之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始作为一种矫正与反拨的力量，显示自身的魅力与价值，中国社会与知识界重新找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与价值自觉。不断兴起的“国学热”即是此种文化气候的表征。文学正面书写传统文化亦随之兴起，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赵德发的《君子梦》为这类代表作。21世纪以来，正面书写传统文化魅力的小说更显繁盛，如表现传统乡绅魅力的小说就有叶炜《福地》、张浩文《绝秦书》、陶少鸿《百年不孤》。 老藤的《刀兵过》、青斗的《大中医》、黄咏梅的《八段锦》之所以把“中医”叙述成为践行中华文化要义的“卡里斯玛”般的人物，也正是旨在重新发现、激活传统文化的丰盈魅力，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诚如老藤自己所言：“我想到了文学，就是通过塑造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乡贤，让读者去触摸、体验和感悟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如玉之身。”［18］

四是唤醒“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不少小说在重塑中医形象的同时，绵密书写大量中医文化方面的知识，涵括中医典籍的阐释、中医医术的传承之道、中医诊治之理、中药的药理、民间偏方的挖掘等等。尤其专门以中医世家为题材的小说，在此方面更加明显。如《药铺林》，就对中医典籍《黄帝内经》、《阴阳论》予以了学理性的阐释，介绍上百个中医药以及民间偏方，作者还以疑难杂症作为小说每一章的标题，涉及数十种病例。《大中医》则在文本中直接抄录中医典籍的诸多精彩片段。《大清药王》书写“同仁堂”的兴衰变迁，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的总和。通过对他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19］。由此，“文化记忆”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确保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建构起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即集体记忆向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20］简言之，文化记忆对于凝聚文化共同体，建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中医药文化知识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方面，小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其对中医药文化的密集表达，唤醒了中华民族集体的 “文化记忆”，从而激发读者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

文章来源：《辽宁中医杂志》 网址: http://www.lnzyzzzz.cn/qikandaodu/2021/0722/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