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中医叙述及其文化政治(4)

来源:辽宁中医杂志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2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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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被发明的传统”与认同政治 中医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这类人物亦多元驳杂。但新世纪长篇小说所叙述的“中医”,全然为理想化、完美化的形

三、“被发明的传统”与认同政治

中医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这类人物亦多元驳杂。但新世纪长篇小说所叙述的“中医”,全然为理想化、完美化的形象。很显然,这只能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被发明的传统”一词来自于E·霍布斯鲍姆等人编著的《传统的发明》一书。霍布斯鲍姆等指出,“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 ‘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往往都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11]亦是说,受现实诉求的驱动,传统会被重新阐释或建构。“中医”形象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被重塑,毫无疑问也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

在詹明信看来:“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12]“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标示符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徽章”。很显然,新世纪长篇小说 “中医”叙述的完美化,有着民族寓言的特征。上述四种理想形态的“中医”形象,确然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表达着文化政治的诉求:20世纪90年代以降,尤其新世纪,伴随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以及国家地位的提升,新的民族国家叙事逐渐成为许多作品的新主题。作家从文化焦虑与身份认同出发,书写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卓异性、合理性的价值内涵,以此缓释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或者重拾文化自信,表达建构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意愿。故“中医”自然成为了民族文化书写的对象,亦是表达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政治的适切符码。于此,窃以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中医”之理想化叙述,除了传统文化热以及人们关注养生、健康等表层原因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政治之逻辑归因,细究之,有以下四端:

一是“地方性知识”书写与文化差异性。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在格尔茨看来,“地方性知识”,是指知识总是在特定情境中生成并得以辩护。对此,盛晓明阐释道:“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 ”[13]不难看出,“地方性知识”有特定地域性以及所形成的特定情境与历史条件,是对普遍性知识的一种“矫正”与“颠覆”,也是辨识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方法。恰如有学者所言:“只有从各个地方知识内部去学习和理解,才能找到某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找到我文化与他文化的个殊性。”[14]

按此逻辑,中医根植于中国传统和本土化的情境中,只有在中国本土的情境,才能得到合法性辩护,故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典型范例。新世纪长篇小说之“中医”叙述,正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操演。而在当下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中,重视与强调“地方性知识”,本身即是关注文化的本土性与特殊性。贾平凹的《山本》写秦岭、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写丹江口,这两部小说自有鲜明的特定地域性。“中医”陈先生、梅老大夫,呈现为“迷魅的智者”形象,不但折射出了特定地域性,也展示了这类中医的生成,有着特定情境与历史条件,当是建构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旨趣所归。唯以“地方性知识”为依托,方能展现中国文化,赋之以独特性,从而应对文化同质化,凸显本民族文化独特差异。如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中所言:“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 ”[7]284事实上,近年来,长篇小说热衷于采用“地方性知识”创作不在少数,如莫言《檀香刑》之于猫腔、孙惠芬的《上塘书》之于方志、叶广芩的《青木川》之于蜀道皆如是。这种“地方性知识”写作潮流,正是基于特定时空下的文化书写,其“地方性”,根植于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中国语境中,由此表明了作家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同质化潮流的反抗。

二是跨文化对话与重塑文化自信。自晚清以来,西医传入中国,便有了中西医之争。这种论争与冲突,意味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亦寄寓着民族主义情感与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如唐小兵所说:“中西医之争的背后,所隐含的绝不仅仅是医疗手段与医疗方式的选择,而是牵涉到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15]于是,以中西医冲突表征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与冲突,是现代文学惯常采用的叙事模式。前面提及的鲁迅、巴金的小说堪为适例,在他们看来,中医象征中国传统文明与价值,已经不能适应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要求,故他们饱含着落后国家的民族悲情,对中医呈现出决绝的批判姿态。这种否定与批判姿态,亦可窥见五四知识分子因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追求,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认同危机与文化自卑心理。正如胡适所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16]

文章来源:《辽宁中医杂志》 网址: http://www.lnzyzzzz.cn/qikandaodu/2021/0722/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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