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骂中医是骗子(2)

当地有名的中医，这么奇特的药方，终于还是未能治好父亲的病，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去而回天无力，这记忆必然是痛苦而锥心的。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对给父亲治病的当地名医，印象也非常不佳：开价不低，“阔得不耐烦”；所开药方中有“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还有一种特别的药丸：‘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等到各种奇方用毕，仍不见效，医生开始寻找无可把握的病因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94页）

因了童年记忆中对中医的不佳印象，待到一部日本汉医名家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译本在中国推出时，鲁迅先生便大加挞伐：“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是‘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人民的‘收买废铜烂铁’脾气……”（《“皇汉医学”》，《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44页）鲁迅先生自然不会费闲工夫去研读这位日本汉医著作再来批评，只是看到《新闻报》上刊登的中华书局的一则新书预告，便开“骂”了。想想，如果今人这样做批评，大概免不了要被无数人“围殴”的。

三

鲁迅先生中医观形成的第二个因素，那就是特殊的历史氛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关键词是“民主”与“科学”，而这两样东西都是从西方拿来的。被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大门的中华帝国，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借鉴西方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的新文化运动，其主流思想风气是抛弃“国粹”，张开怀抱，向西方学习一切先进的科技和政治、文化理念。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之一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而鲁迅也是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去日本学习西医，是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弃医从文，也并非因为西医不好，而是觉得面对精神麻木的“看客”，手术刀的作用有限，需要通过新文学发出思想启蒙的“呐喊”，改变国民的精神人格。因此，在当时的新潮派人士眼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中医同样受到鄙视与批判。

鲁迅晚年患病，长期依赖一位日本医生的诊治，在临终前也还是这位医生在负责诊治。冯雪峰在回忆录中称，他和潘汉年曾研究，想通过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鲁迅的病情反反复复，那天晚上转为剧烈，身边的人都很焦急。如果日本医生说“病人很危险，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还是另请高明吧”，大家可能就会紧急考虑请别的医生。但日本医生说了一句含混的话：“只要能够过得了这个晚上，就可以有转机。”（冯雪峰《回忆鲁迅》，见《鲁迅回忆录》（中）第68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终于还是未能熬过这一夜，享年仅56岁，一代文豪在他创作力最旺盛之年与世长辞。

为鲁迅诊病的医生当然是西医，而非汉医。设想一下，如果鲁迅早一点接受多种诊疗方案，请更好的医生——包括中西医——来治疗，也许可以多活很多年，他的《全集》大概会增加厚厚好几部吧。但是将中医讥讽为“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鲁迅，是断然不会让“骗子”来为自己诊治的。

这也不奇怪，是那时代的风气使然。梁启超被西医手术刀误割肾脏，但他不觉得西医有什么不妥，也不会幡然醒悟曾经维续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生命的中医有什么“伟大”之处。梁启超“血尿”案，是民国时期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围绕其中的某些疑点，至今仍争论不休。梁先生是有名的工作狂，在血尿症状相当严重时，才在友人劝说下寻求诊治。先去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院方说不出明确的诊断结果，于是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经过X光透视检查，发现他的右肾有小黑点，疑为肾瘤，便实施了切割手术。结果右肾切除后，尿血的病症并未根除。医生怀疑与牙有关，又先后拔掉了七颗牙……可以想象，梁先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综合后人的各种研究文献看，割掉右肾属于一个不当的医疗事故，大概是无疑的。切出来的肾脏并未发现有何异常病灶，而手术也未能治愈尿血的病症，人们根据梁启超时断时续的尿血症状分析，患慢性肾炎的可能性更大。当协和医院陷入舆论的风暴中而又保持缄默时，梁启超不得不在《晨报》刊文，感谢协和医院对他的精心诊治，并呼吁“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夏晓虹编《饮冰室文集·集外文》第9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文章来源：《辽宁中医杂志》 网址: http://www.lnzyzzzz.cn/qikandaodu/2021/0722/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