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医以文心雕龙黄帝内经为(8)

除直接沿用外，后代人们也对刘勰的某些文病说进行了综合或补充完善。仅以宋代为例，对于刘勰把语言表达方面的病细分为“肬赘”“骈枝”“瘠义”“诡异”“龃龉”“同字相犯”“瘠字”和“肥字”等，严羽将它们统称为“语病”。他认为：“语病易除，语忌难除，语病古人亦有之。”(43)严羽：《沧浪诗话》，第102页。刘勰以“疵”论文，宋代人们则明确“疵病”联言评论文学艺术作品，如李清照有“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之说，(44)李清照：《李清照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页。南宋诗人曾几有“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盛，六经更百代，略不睹疵病”(45)曾几：《茶山集》，《四库全书》本。之论，等等。刘勰比较概括的四种字病，则被吕祖谦进一步细分并扩大为22种，并统称为“文字病”。(46)即“深”“晦”“怪”“冗”“弱”“涩”“虚”“宽”“直”“疏”“碎”“缓”“暗”“率”“尘俗”“熟烂”“放慢”“轻易”“排事”“说不透”“泛而不切”“意未尽”。吕祖谦：《古文关键》，《四库全书》本。

三、“治病”与“防病”

中国古代医学治病忌治标不治本。《黄帝内经》里有“治病必求于本”(47)《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语，《灵枢·病本》也有“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之论。详见《黄帝内经》，《四库全书》本。本文以下引《黄帝内经》语，均出自此，且只在行文中标注出篇章。之说。文病亦然。除诊断出某种文病、描述其症状、找出病因、开出具体药方外，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往往还明确提出了如何根除文病、预防文病的问题。

刘勰认为文人患文病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文未能“宗经”(《宗经》)。道、圣、经三位一体是他文学理论或批评的根本思想。(48)关于此，作者已经有专论，见拙作《跨越话语的门槛：在〈文心雕龙〉与〈诗学〉之间》。在《文心雕龙》被他称为“文之枢纽”的前五篇里，刘勰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一思想，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原道》)。这里的“道”即儒家之道，“圣”专指孔子，“文”特指《六经》。借助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置换，刘勰把作为一种客观言语事实存在、被孔子删定的书面文本《六经》视作文学作品的本源，即“群言之祖”，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原道”“徵圣”“宗经”的思想。而通过“文之枢纽”里的《正纬》和《辨骚》两篇，他进一步正本清源，既指出了纬书的种种弊端以及“取熔《经》旨”(《辨骚》)的楚辞与经书之间的联系，确立了经书的本体地位，又表明了他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即把是否“徵圣立言”(《徵圣》)作为评判文学的最高价值尺度。经书被他视作“本”，大凡师圣、宗经的作品就是“正”，反之则是“末”。而根治它们的途径就是回归“本”。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他总是先诊断出某种文病，然后在探究文病产生根源的同时，开具出根治它的药方。这种批评模式贯穿《文心雕龙》始终。例如，诊断出南北朝时期文坛创作情形是“风昧气衰”“从质及讹”(《通变》)、“讹滥”(《序志》)之后，刘勰明确将其归因于文人“竞今疏古”(《通变》)、“去圣久远”“离本弥甚”(《序志》)。指谪文人“为文而造情”，刘勰的诊断是他们“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而根治文病的良药永远只有一个——“宗经”。刘勰论证道：“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宗经》)很显然，“体有六义”的文学作品怎么会犯“肬赘”“骈枝”“瘠义”“肥字”“乖谬”“讹势”等上述15种文病呢？在《徵圣》篇，刘勰更是明确指出：此类宗经的文章“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

刘勰这种诊断出病症、开出“正末归本”良方的批评模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人们不仅以此模式开展文学批评，而且其所诊断出的文病和开具的药方都基本与刘勰相同。如唐代人们普遍认为“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裴度《寄李翱书》)，而“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逦逶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事实上，“从隋代的李谔、王通，到初唐四杰、陈子昂、杜甫、李白、元结、白居易、韩愈，直到晚唐皮日休、北宋王偁、明代李东阳，等等，皆以复古为革新。他们所谓‘复古’就是‘宗经’”。(49)王毓红：《跨越话语的门槛：在〈文心雕龙〉与〈诗学〉之间》，第36—108页。如中唐古文运动领袖韩愈自称“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50)《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茶陵派代表人物李东阳认为后之文皆出于六经。(51)《镜川先生诗集序》云：“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后之文皆出诸经。”见《李东阳集》(二)，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15页。即便是倡导“性灵说”的袁枚，也认为诗文批评必须“先考古文之源流”，因为“六经，文之始也”。(52)《袁枚全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318页。

文章来源：《辽宁中医杂志》 网址: http://www.lnzyzzzz.cn/qikandaodu/2021/0722/6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