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医以文心雕龙黄帝内经为(7)

在《奏启》篇，刘勰把奏再次区分为“按劾之奏”或“弹事”，认为此种奏以“绳愆纠谬”为本，“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人们因此难免会犯“诋诃”病。刘勰列举说：“《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治疗此病的药方，刘勰认为是“立范运衡”“明体要”“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具体而言，一方面，作者要明确并恪守这种文类写作的规范；另一方面，对那些不遵守的则要实行惩戒，即“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如果说史传和奏所分别患的“舛滥”(或“尤烦”)、“诋诃”病主要是由于文人选材、酌辞不当引起的话，那么，“讹”病则主要是因为文人未能遵守某种文类特有的风格而致。在《定势》篇，刘勰认为人们“逐奇而失正”，就会“失体成怪”，犯“讹”病。他举例议论道：“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与之相反，治疗它的良方，刘勰认为是作者要“执正以驭奇”。

上述五类15种文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文学作品。例如，刘勰认为字病、句病和章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影响。“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句》)“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练字》)至于患有“肬赘”“骈枝”和“瘠义”病的文学作品,刘勰认为毫无“风骨”可言。他说“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诠赋》；“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风骨》)。当然，若悬置起刘勰文学批评话语里“病”或包含“病”义、与疾病相关的语词，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掎拓病利”的意义上审视，则刘勰所说的文病种类更多矣，刘勰所谈到的文病远不止上述五类15种。因为《文心雕龙》里“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38)“偏枯”为中医术语，如《黄帝内经》云：“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太平御览》卷七四《疾病部三》列举的各种疾病里有“偏枯”，其列举的词条云：长沙耆旧传曰：“夏叔丁母忧过，礼遂患风湿，一脚偏枯。”见《太平御览》(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85页。、“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馀风不畅”(《附会》)、“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才略》)之类指谪文病的话语俯拾即是。

刘勰的文病说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甚至波及海外。代表性的有唐代王昌龄的“诗有六病例”和“犯病八格”、日本空海的“文二十八种病”、宋代魏庆之的“诗病”、清代陈僅的“诗有十病”、章学诚的“古文十弊”等，他们的文病说大都与刘勰相同，只不过有些改换了名称而已。如王昌龄、空海把刘勰所说的“龃龉”病分别称为“龃龉病”“龃龉”，(39)《弘法大师空海全集》(五)，第579页。把“事孤”病分别称为“缺偶病”或“阙偶”(40)王昌龄在“犯病八格”里直接把“诗中上句引事，下句空言”的称为“缺偶病”；空海则在“文二十八种病”里称其为“阙偶”。 详见《弘法大师空海全集》(五)，第580页。、“跛”对或“缺偶”对，(41)空海云：“夫为文章诗赋，皆须属对，不得令有跛、眇者。跛者，谓前句双声，后句直语，或复空谈，如此之例，名为跛。”“凡文章不得不对，下句不用事，名为缺偶。”详见《弘法大师空海全集》(五)，第745—760、411页。等等。宋人把“骈枝”改称为“合掌”。(42)如《蔡宽夫诗话》云：“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类，非不共矣，终不免此病。……意亦涉于合掌也。”而刘勰所说的文类史传常犯的病，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再次重申。他在《史通》里不仅辟有“烦省”篇，而且在许多章节都论述了史家因“烦省不中”所导致的“烦芜”或“芜音累句”病。至于章学诚所说的“剜肉为疮”“八面求圆”“削趾适履”“不达时势”“同里铭旌”“画蛇添足”等文病，与刘勰总结的繁杂病、用事病、字病等类似，二者皆因缺乏熔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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