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医以文心雕龙黄帝内经为(12)

四、文理即医理

以病论文现象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医之间的种种联系，更深层次上昭示了文理与医理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揭示了潜隐其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观念——天人合一。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天、地、人、文之间的同源同构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天、地、人同源同构的思想源远流长。《素问·宝命全形论》里有“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以及“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之说。刘勰则较早明确论证了人或文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同源同构。在《原道》篇，他首先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把包括声音、形貌等在内的宇宙万物外在的一切称为“文”，认为“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其次，基于人与天地一起产生且为“天地之心”的认知，他指出人也有“文”：“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最后，他认为人“文”即“言之文”或“人文”：“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总之，人与万物并生、共根同源，万物有文，人亦有文，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认识。此“文”具有双重指称对象和含义：一是包括言语在内的人外在的形貌；二是人“言之文”。

如果像老虎、豹子身上的斑纹一样，文学作品是作者外在的形貌的话，那么，文与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形与神或内与外、表与里之间的关系，正如中医里一样。形与神俱、形神统一是中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里有“形与神俱”“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之论。刘勰在“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徵圣》)、“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类论述里，明确把人的“神明”“骨髓”“肌肤”“声气”分别与诗文的“情志”“事义”“辞采”“宫商”一一对应起来。(66)作者已有专论，见拙著《言者我也：〈文心雕龙〉批评话语分析》，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而他“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辨骚》)、“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奏启》)类批评《楚辞》、陈琳作品的话语，更像是评论人。至于《体性》，则是刘勰集中论证文、人一体思想的篇章。首先，他认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很显然，这里的“隐”与“内”对“显”与“外”，分别指称的对象是作家与其作品。刘勰认为作家先天的“才”“气”与后天的“学”“习”，依次决定着其作品的“辞理”“风趣”“事义”“体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作品，就像每个不同的人一样。他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其次，刘勰把作家个性特点与其文学风格一一对应起来，认为如果作家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典雅”之人，那么他作品的风格也是“典雅”。反之，如果作家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或“浮文弱植，缥缈附俗”的人，其作品亦“新奇”或“轻靡”。以此类推，他分别指出并论证了与八类人相对的八种风格，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最后，刘勰以文学史上大量实例，进一步指出了作家性格特点与其外在文学作品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他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与刘勰比较系统地论述才、气、学、习、个性这些人内在的因素不同，关于人与文的同构，在魏晋六朝之前，人们基本聚焦于人的道德品行与文的关系上。尤其是汉代人们比较普遍把人与其文放在一起评论。最典型的是有关屈原作品的评价。无论是褒还是贬，人们基本上都根据他的人品评论其作品的优劣。如《离骚》者“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汉书·淮南王传》)、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67)王逸：《楚辞章句叙》，载《全后汉文》(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4页。等等。王充更是基于“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论衡·书解》)的认识，明确提出了“文德”概念。

文章来源：《辽宁中医杂志》 网址: http://www.lnzyzzzz.cn/qikandaodu/2021/0722/6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