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医以文心雕龙黄帝内经为(10)

(1)论证了气之于文学的意义

首先，刘勰认为气决定着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人内在的“神”决定着文学创作，而统摄它的是“志气”。他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养气》)“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神思》)“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而在创作过程中，刘勰告诫作者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情采》)，因为“情与气偕”(《体性》)。

其次，刘勰认为气决定着文学的品格。在《体性》篇，通过列举并剖析文学史上作家创作的实践，刘勰总结出了八种文学风格，认为作者“才有庸俊，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故“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同样，基于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刘勰在《风骨》专篇详细论证了气对风骨的决定作用。如他以司马相如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论证指出“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若“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丽辞》篇亦有“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之论。

最后，刘勰以“气”评论历代作家、作品或时代风气。《文心雕龙》里比比皆是“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章表 》)、“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诸子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杂文》)，以及“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通变》)之类论述。此外，刘勰也常常以“气”阐述他的很多文学观点。如关于文学发展中的“变”，他认为作者要“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变》)；谈到具体文学创作，他要求作者“方其搦翰，气倍辞前”(《神思)》，“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章句)》。

(2)提出了养气说

由于决定着人生死的气也决定着文，所以，在刘勰看来，正如人要长寿必须养气一样，要写出好的文章亦必须养气。他不仅撰有专篇《养气》，而且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论证了为文要“养气” “守气”“卫气”“素气资养”。如他明确论证指出：“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养气》)这种治未文病的良方与《黄帝内经》里的经典养生之道如出一辙。试与“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陷脉为瘘，留连肉腠，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臃肿，……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生气通天论》)比较，这里，刘勰直接使用中医“腠理”术语阐释他所说的“卫气”之方，从而把作文与人的生理、精神等生命体征联系起来。

更进一步，在《养气》篇，刘勰以文学史上作家创作的实践经验，从反面展开论证了气或寿命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联系。本着“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的基本认识，他指出人之气因其所禀以及年龄的差异而不同(“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而人的寿命有限、智术无涯(“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因此，如果人们在创作中“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即便是运思不当，也会有损身体，甚至患病：“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上述养气思想贯穿刘勰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如谈到“风骨”，刘勰告诫作者“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风骨》)；谈到“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也明确举例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因此“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神思》)。

文章来源：《辽宁中医杂志》 网址: http://www.lnzyzzzz.cn/qikandaodu/2021/0722/689.html